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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之战大顺为何一溃千里?不是清军太厉害,问题在李自成自己

阅读量:1048      2019-12-01 11:45:56

山海关之战以大胜大顺军而告终。虽然清军战斗力强是事实,但胜利者夸大了“风雨飘摇”的历史数据。但是为什么大顺军在被打败之前几乎从来没有赢得山海关的战斗呢?这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山海关战后的战略和大顺军的内部事务。

▲李自成破坏路线示意图

山海关战役后的大顺军战略:

首先,山海关战役的失败,如果处理得当,可能只是暂时的局部失败。除了刘宗敏和李双喜,大顺部队在这场战争中受伤,许多指挥官没有死亡。可以想象,大顺部队损失不大,可以适时组织反击。吴三桂与清军结盟时,多尔衮也认为“盗贼横行已久,向群众扩张,不轻敌”多尔衮指的是李自成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多尔衮担心自己能否击败李自成。如果李自成能够利用自己的优势和敌人的弱点,坚持待命,就不难找到合适的战士。然而,山海关战争后,大顺军没有组织大规模反攻。

第二,在李自成撤退期间,多尔衮忙于安排清政府入关,只给吴三桂的军队一万人追击李自成。如果李自成能够从容应对,此时他凭借有利的地形,凭借众多的兵力和广大农民的支持,吴三桂的追击部队可以在运动中完全包围和歼灭,至少可以有效地阻止清军的进攻。然而,李自成没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取而代之的是,吴三桂利用了官绅阶层的正统观念,以崇祯复仇的名义将其出售。这让李自成一败涂地,一旦失败了。

第三,从北京撤退。必须说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李自成从山海关败给北京,至今仍有十多万军队。如果这座城市能严密设防,清、吴联军就无法突破这座城市。你知道,当李自成突破城市时,城市防御设施基本完好无损。最重要的是,清、吴联军没有后勤和粮食供应。这时,大顺军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北方。不管上次战争有多严重,连粮食运输都被切断了。然而,在如此广阔的地区,后勤供应肯定比清、吴联军容易得多。僵局持续得越久,对清、吴联军越不利。一旦清、吴联军在后勤和粮食供应上发生争执,或者为了彼此的利益而反目成仇,大顺军就没有问题了。然而,李自成于26日返回北京,并于29日退出北京。

几天后,他逃回到Xi安。如此快速的撤退在历史上是罕见的。那么李自成为什么要逃回Xi安呢?这是在两种错误的想法影响他的判断之前。1.当他以前在Xi安国称帝时,他相信所谓的“关中——伟大国王居住的地方,也是世界三分之二的地方”。......“文人皇帝产业的建立,试图分裂角力,为五代人和南宋做局部和平的梦。2.过去的经验主义。李自成和明朝艰苦奋斗了十多年,多次陷入困境,但他们得以东山再起。他们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从失败中恢复过来。因此,他们想利用关中地区的山水地理优势,实现安全退兵计划。由于这两点,李自成在山海关遭遇一次小挫折后,惊慌地逃回关中。然而,李自成的思想无疑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他一离开北京,就已经决定了失败的命运。

在上面提到的三个战略错误中,一个可能会输掉所有的比赛。李自成出人意料地犯了所有不可思议的错误。然而,最严重的是,在占领北京城后,他失去了控制,选择性地看不见地理中心山海关,这是他和他的大顺军在1644年最大的军事失败。然而,大顺军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大顺军可怕的内部事务。

1644年,大顺取代明朝的局面逐渐明朗,但大顺政权并没有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相应调整政策。大顺政权是起义农民为代表贫农利益而建立的革命政权。它制定和实施的政策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特点。虽然其中一些政策是为了满足广大穷人的需求而制定的,但它们并没有违背地主阶级的利益,如“同时买,同时卖”另一部分直接损害地主阶级的利益(特别是其中的强大派系——官员、绅士和地主),如财政政策。明朝末年,为了应对国内外的各种困难,统治者不断增税。仅在崇祯年间,他们就三次增税。重税使农民绝望。

这是晚明农民战争爆发和发展的重要背景。像李自成这样来自社会底层的叛逆者领导人,深知人民的苦难,提出了与明朝完全相反的财政政策。崇祯十六年前后,李自成襄阳政府制定了“三年免税”政策。现有的历史资料表明,直到大顺政权全盛时期,它都没有在其管辖范围内包括整个黄河流域征税。襄阳政权时期,因为军队不多,政府机构相对较少,所以提高食品价格并不难。

然而,1644年第一个月之后,在Xi安正式成立的大顺军不得不应付数百万军队和各级政府的开支,军事进展顺利,部队人数不断增加,土地面积不断扩大。原有的没收明宗室财产、接受明政府有限的货币和粮食以及少量荒地收入的政策无法保证需求。先前实施的脱粒方法现在不能使用,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它自己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收回“三年免税”的承诺,走所谓的轻轻甩开税收的道路;另一个是坚持免税三年,并找到另一个收入来源。大顺政权的领导人选择了后一种方法,他们打开的财政资源是追回被盗的钱并帮助支付。

这一政策是在1644年春夏实施的,当时大顺政权在军事上取得了迅速的进步。追回赃款并帮助支付的时间不长,但面积很广,包括整个黄河流域。把整个国家的财政负担加到官员、士绅和地主身上,应该在革命方面得到充分肯定,但其政治后果是灾难性的。地主阶级屈服于李自成,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把他视为自己的新靠山。尽管李自成也在政治上向他们游说,但在经济上却无情地攻击他们。此外,在追回赃物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必然会被利用,惩罚也会加在一起。官员和绅士将体面地用他们的钱扫地。对于许多加入大顺政权的官员、绅士和地主来说,这的确是出乎意料的。不难想象他们的遗憾和怨恨。

当大顺军在前线取得胜利时,地主和士绅被大顺政权的军事力量所敬畏,一般不敢公开抵抗。然而,它已经是“每个人都喝酒和讨厌,但还没有得到它。”不难发现双方之间的矛盾极其紧张,但它还没有变得明显。山海关战役之前,这种阶级对抗是有可能的。农民们松了一口气,因为在山海关战役之前,一些官员、绅士和地主的顽固分子已经越过了城墙,公开敌视大顺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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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表明,包括李自成本人在内的大顺军没有人意识到“追回赃物”的行为不能建立一个能够有效统治世界的政权,或者大顺军的将军们,主要是农民,不具备统治世界的素质。例如,李自成曾要求军事家宋劝他说服刘宗敏释放吴襄。然而,刘宗敏不仅拒绝听取这些建议,而且更加努力地从每一位明朝前官员那里“追回赃物”。事实上,刘宗敏不仅是大顺军的第二号成员,也是一个全副武装的人。因此,李自成认为劝诫无效,但没有办法阻止刘宗敏等人。也许按照李自成的想法,既然吴三桂肯定要投降,他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将军投降不高兴呢?但这个想法属于这个想法,事实上并非如此。事实上,刘宗敏对以吴襄为代表的地主的态度不仅直接影响了吴三桂的思想,而且影响了1644年的王朝更迭。这样的内政失误自然使大顺军在今后的战斗中没有机会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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